东江可用水量已饱和，难以支持需求增长

东江流域在全国率先实行水资源配置方案。早于2008年就确立了可供分配的最大水量、实施总量控制。至2010年，流域分水五市（不计香港）的实际用水量均已超出或接近分水指标， 尤其是高度依赖东江供水的深圳、东莞、河源和惠州。

2020年的预期用水量，深圳、惠州及东莞均有巨大供水缺口；河源和广州（主要是增城）虽没有明确的预测数据，但根据发展现状和未来规划，用水量势必增加；届时香港用水需求也将达到东江分水指标上限。 

可以预见，东江目前已经满负荷的分水方案，难以支撑流域各市继续增长的用水需求。未来供港水的弹性空间将会缩小、东江分水的格局将会改变。

叠加效应加速水质恶化，加剧缺水

人口总数、城市化及工业化的同步峰值将对中国环境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， 东江流域也不例外。

流域五市中，广州、深圳及东莞早已完成城市化，其城市经济及生活对水资源高度依赖并受到极大制约。高度依赖东江分水配额的惠州与河源，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，工业化伴随城市化，使供水压力激增。且流域的农业基地、工业基地及城市化在空间上重叠，造成环境压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叠加，远远超出环境容量。以广州为例，到2020年，即使全部废污水处理达标排放，其污染物入河总量仍远超水体纳污能力。

 

产业转移对水资源造成多重威胁

广东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，正是经济不发达且生态很脆弱的粤东、西两翼及粤北山区，亦是珠江三源的河流上游地区。

产业转移是工业用水飙升、承接地用水负担加重、水资源短缺加剧；执法不严、监管不力、废水处理设施建设落后、工业废水排放标准与环境要求脱节等，造成废污水排放增加；大小水电密集开发，削弱水体自净能力并快速消耗着水源地水体纳污容量。

同时，一些资源密集型的企业以“新能源、新材料”的名义落地，刺激当地矿业开发，破坏植被、造成水土流失，丧失水源涵养功能。

 

乡村河溪基本卫生防护缺失

从东江下游到东江源头，乡村垃圾及污水基本没有集中收集处理，随处抛弃、就近排污。这不仅反映村民意识跟不上时代变迁、更凸显政府在农村社会管理方面的缺位。农业面源污染，更加剧河溪污染。